2023年10月31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刊发我院徐瑞仙教授的理论文章《党领导早期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对陕甘宁边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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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早期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对陕甘宁边区的分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0期
徐瑞仙
摘要：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造就了政治清明、经济自足、社会廉洁、文化勃兴的社会治理典范。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的荒漠”中大力推行边区教育事业；创设“保教合一”的儿童保育模式；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灾民并鼓励垦荒的社会救济；创设“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参与劳动以促进妇女解放；力行勤俭节约和躬行示范官民平等，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崭新气象与工作作风；等等。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初步解答了社会主义由谁来领导、怎样领导、为谁服务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陕甘宁边区；社会主义经验
习近平指出:“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对陕甘宁边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的成就，学界关注较多，而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蕴含的从无到有、极具创新意识的基本经验，相关研究还有提升空间。在物质匮乏、烽火狼烟的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何能够造就精神丰沛、昂扬向上的“延安时期”，就需要深入探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镜鉴传承。
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国共合作，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基础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唯一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根据地，首府在延安市。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在经历13个年头之后到1950年1月履职终止。十多年来，在土地贫瘠、环境闭塞的延安，面对内有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外有日寇武装进攻的境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造就了政治清明、经济自足、社会廉洁、文化勃兴的社会治理典范。延安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熔炉”和精神“圣地”，形成了政通人和、昂扬向上的景象，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照千秋、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笔者试图通过对陕甘宁边区早期社会建设实践的研究，提炼其中蕴含的经验和精神，彰显其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以启迪新时代。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艰难起步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相对而言延安是没有战乱、比较封闭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但陕甘宁边区紧邻沦陷区和作战区，逃难者络绎不绝涌入边区。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人口压力加大、社会建设任务繁重，尤其体现于以下四方面。
第一，邻省逃难者及抗战家属涌入边区，急待赈济，加剧了社会救济与社会安置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者人数增加。“边区地瘠民贫，连年歉收，灾黎急待赈济。”在其他省份得不到救助进而涌入边区的人也为数不少。1942年，由河南流入延安的难民，“一群一群穿着破棉衣，戴着烂毡帽……每个人都有一副愁苦的面容，每个人都有说不尽的辛酸，他们挨门讨饭，发出凄哀的告怜声。”移民、难民、灾民、贫民的安置与救济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苛经济封锁，给边区造成极大经济困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一直面临日寇的武装进攻压力，但国民党不仅停发抗日经费，而且不断制造摩擦，在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公开叫嚣“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1940年到1941年，国民党接连制造摩擦。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严峻考验着边区政府。
第三，延安吸引了全国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人口激增使社会建设形势骤然严峻。作为革命“圣地”，延安地区吸引了大量军事人员、革命青年、有志之士、知识分子，导致一个小小的县城外来人口激增。对此，诗人柯仲平写道：“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时边区的非生产人员增加到4万人。1940年到1941年，边区局势吃紧时，从前线调回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增加到7.2万人。”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奔赴延安，如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汪雨相夫妇全家28口人于1937年投奔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大约有40000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去延安！”成为当时一道奇异的“政治景观”。
第四，从延安地区自身状况看，贫困几乎是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偏远闭塞的延安地区本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从1939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遭受了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轮番侵袭，农业生产连年歉收，致使边区的物资供应严重匮乏。”连年自然灾荒导致延安地区的社会建设形势变得异常严峻。1941年，“神府、三边灾荒严重，灾民饿殍载道，情殊可怜，极待赈济”。连续干旱无雨，导致无法下种甚至庄稼被旱死。1941年，在某些县的个别乡甚至发生了抢劫公粮的案件。1945年，“自九月十七日一周内，此间气候骤热骤冷。据各县报告称：绥德、米脂、子洲、清涧不少地区降落冰雹，酿成灾害”。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出台许多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举措，极大缓解了天灾人祸带来的社会痛楚，使人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充满希望。面对陕甘宁边区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和民生难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
二、陕甘宁边区早期社会建设实践
一般而言，社会建设的具体政策目标涉及六大领域：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有两个特殊性：第一，发生于兵连祸结的战争年代，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第二，属于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在内容上包含与大生产运动、开荒屯田、精兵简政等相关的农业生产建设和改造烟民、“二流子”等社会管理建设。在这里，笔者主要论述当时卓有成效的教育、安置救济、妇女工作、儿童保教、拥军优属等开创性建设事业是如何使延安成为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革命圣地”的。
（一）在“文化教育的荒漠”中艰难起步的边区教育事业
教育落后、文盲率高是边区乡村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延安地区的全部农村只有7所小学和70余名学生；许多县连小学都没有，例如华池县。小学尚且如此，高等教育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就更加稀缺了。“这儿简直可（以）说就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边区政府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在战火中推进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兴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教育，如阶级教育、政治教育、在职干部教育、群众教育等。
第一，创办小学、改造小学教育。1937年至1941年，由于开展免费教育等扶持筹建措施，边区学校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1937年，边区小学320所，在校学生2000人；1938年，小学773所，在校学生16725人；1939年，小学882所，在校学生22516人；1940年，小学1342所,在校学生41230人。1941年，边区小学教育进入改造提升阶段，不再单纯扩大数量。“从1941年到1944年边区召开文教大会，针对第一阶段小学教育中盲目追求数量发展和教育中某些脱离边区实际的倾向，边区教育厅1941年提出整顿小学，提高小学质量。”
第二，创办大专院校。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中央党校、西北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列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大专院校。这些学校提高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成为我们党培养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红色摇篮”“革命熔炉”，而且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吸引了国统区的爱国青年。
第三，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群众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等，是边区政府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实践。有组织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党在边区颁布的政策深得人心。
（二）以儿童保育及救济优抚安置为主的社会保障
第一，创设“保教合一”的儿童保育模式。面对需要养育的落难儿童，边区政府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儿所等儿童保育机构。毛泽东嘱托：“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延安保育院成立时，毛泽东写下了“好生保育儿童”的题词。周恩来也题词“革命娃娃万岁！”1940年，朱德写下了“耐心地抚养小孩子”的题词。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儿童事业，逐渐探索出“保教合一”的儿童培育模式。保育院也鼓励儿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好儿童，努力拾粪，每个儿童拾粪五十斤。”保育员给予儿童慈母般的关爱：“时代给予孩子们的是苦难，而保育者，会在苦难中忍受着无数的困难，而寄予孩子们以幸福。”
第二，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灾民并鼓励垦荒的社会救济政策。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明确规定：“移入边区之难民或贫民，得享受下列各项之优待：得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得请求政府协助解决生产工具；得免纳2—5年之土地税；得着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等。”同时，我们党还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救援灾民难民活动：一是发动当地群众捐粮、借粮，解决难民吃饭问题；二是发动群众让出窑洞、住房，解决难民的住宿问题；三是实行优惠政策，鼓励难民开垦荒地就地生产，解决其生活问题。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对于移民难民的住宿问题，《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移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或在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待该移难民自行建有窑洞或房屋后归还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互助互济，始终是边区政府采取的策略方针。“正是通过发动群众互助互济和政府救济，1937—1945年，边区共安置了移难民63850户、266619人，他们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还有部分移难民通过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妥善安置。”在社会救济、社会安置等巨大民生需求面前，我们党依靠群众的力量安置群众，解决群众的生活急需，使陕甘宁边区未出现任何暴动和骚乱，创造了社会建设史上的奇迹。
第三，创设“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优待军人及军属是当时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1937年底，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优待条例》。1942年，边区政府又发布了修订后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明确关于“拥军优属”的条款——“拥军优属”属于“双拥”工作，即“地方拥军优属，军队拥政爱民”。1943年春节期间，边区政府开展“拥军运动月”活动，八路军留守兵团做出相应决定，开展“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活动。于是，在边区党政机关和广大军民中就掀起了“双拥”活动的高潮。作为党在延安时期的一项创造性活动，“双拥”延续至今，体现的是党政军民间的鱼水情深，体现的是永不过时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党与人民联系的纽带，高扬着党群的鱼水关系，起着党的领导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功能。”
（三）鼓励妇女参与劳动以促进妇女解放
在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机构缺失、重男轻女几成普遍社会现象的陕甘宁地区，“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连男子接受教育都是一种奢侈，更何况妇女。于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被称为“文化教育荒漠”的延安，边区政府通过禁止妇女缠足、创办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和参政等举措不断促进妇女解放。
第一，创办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1939年7月，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和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边区政府创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并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女大”是边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最高学府。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对边区“断供”并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财政拮据、经费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精简机构、合并院校，“女大”由此与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组成延安大学。在短短的两年多办学时间里，“女大”为党培育了2000多名优秀妇女干部。因此，创办“女大”堪称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存状况的创举。
第二，禁止妇女缠足。1939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明确规定：凡边区妇女年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凡违反本条例第三条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第三，鼓励妇女参政。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规定：“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群体工作。”增加妇女选举名额，提高妇女政治地位。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指出：“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1941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努力吸收优秀的女工，农妇及知识妇女入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开办各种专门培养妇女工作的训练班和学校”。
第四，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好婆姨，努力参加生产”，这是一条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中关于春耕运动的宣传标语。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等工作的任务方针、方法。此后，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了妇女劳模李凤莲、马杏儿、刘金英等人。劳模评选改变了边区群众的劳动观念，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评选表彰妇女劳模，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解放意义非凡。
（四）力行勤俭节约和躬行示范官民平等
第一，形成勤俭节约和大公无私的领导集体。共产党干部带来一股清流，因勤俭节约、大公无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成为佳话的比比皆是：毛泽东穿着“补丁叠补丁”的旧衣服开会作报告；周恩来在中央直属机关200多人参加的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亲自种植大南瓜，受评“金钢百炼一英雄，朴素浑如田舍翁”；爱国华侨陈嘉庚赠送延安两辆小轿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给毛泽东配一辆，而毛泽东却提出将一辆分配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而另外一辆分配给延安“五老”；毛泽东本人“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第二，形成没有森严等级、阶级差别、奢靡之风的新风尚。陈嘉庚先去重庆进行考察，蒋介石特批专款超高规格接待。但是，陈嘉庚觉得国难当头，国民党在陪都竟如此奢靡浪费，因而心情沉重。后来，他又发现国民党高官们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对国民党极为失望。他不顾蒋介石反对，又去延安访问考察。考察期间，毛泽东只用简单粗陋的饭菜招待他，并指着饭菜笑言：“这几个菜都是我亲手种下的，鸡不是我备下的，我可没钱买鸡，这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你这个贵客，特意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这令陈嘉庚感慨不已。“陈嘉庚领略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作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出了‘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结论。由此，蒋介石特批巨款招待却抵不上毛泽东的两菜一汤一事被传为佳话。“重庆作风”和“延安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此即一例。从中可见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干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官民平等的工作生活作风，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崭新气象。
（五）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严惩贪腐并正风肃纪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严惩贪腐。肖玉璧，清涧县马家村人，1933年加入红军，作战勇敢且战功累累，后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长，在任期间肖贪污公款3000多块大洋，并将边区稀缺物资卖给国民党获利。当贪腐之事被发现、即将被处置时，肖玉璧自恃战功显赫，写信向毛泽东求情。为严惩并杜绝贪腐现象，边区政府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判处肖玉璧死刑。这种严惩贪腐的事件在边区绝非孤例。1939年，贯彻执行《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后，“陕甘宁边区查处贪污案1939年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极大整肃了党政机关初露端倪的贪腐现象。
对此，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感慨地写道：“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六）“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为解决边区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军垦屯田，开荒种地。“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滩。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这段歌谣就是当时南泥湾偏远荒凉的真实写照。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把“烂泥湾”改造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根据民主人士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议，毛泽东就“精兵简政”问题发出一组函电：“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有效”“对精兵简政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毛泽东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这就使边区政府发展了生产，节约了民力，度过了困难时期，也即“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三、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成效及经验
“判定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是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些功绩主要有：推进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兴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教育；创设“保教合一”的儿童保育模式；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灾民并鼓励其垦荒的社会救济政策；创设“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通过禁止妇女缠足、创办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和参政等举措不断促进妇女解放；形成勤俭节约和大公无私的领导集体；形成没有森严等级、阶级差别、奢靡之风的新风尚；严惩贪腐；军垦屯田，开荒种地；等等。总之，在偏僻荒凉的小山沟里和一贫如洗的土窑洞中，生发出了红色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宝贵经验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1944年6月，中外记者们在陕北参访洛杉矶托儿所时，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这种“不能被征服的”或不可被战胜的力量，体现的就是以不同形态呈现的延安精神，且归根结底体现的就是共产主义精神。
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显性成就”是使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度过了一段最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无形成果”则是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延安精神和人人平等而无阶级鸿沟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建设实践蕴含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成功经验，涉及以下六方面。
第一，在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中坚持党的领导，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由“谁来领导”的问题。“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正所谓“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历史一再表明，“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事实，是真理”。
第二，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解决了社会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反映的是一个政党的根本属性，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原理。是统治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人民群众为统治阶级服务？究竟谁才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是要将这个颠倒了的主仆关系和权力结构纠正回来，实现公共权力自身的回归。”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依靠群众、深入群众的理念和思路贯穿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始终。在抗日战争异常艰难的背景下，毛泽东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凝练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气派的话语“为人民服务”，并将这五个金灿灿的大字镌刻于枣园后沟、履行于延安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恪守的基本工作原则。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并发挥群众智慧与首创精神，解决了社会主义“依靠谁”和“用什么样的领导方法”的问题。“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下，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党员干部都要与群众打成一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党的重要方法和根本策略。延安时期，党员干部不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官老爷”，而是当做责任在肩、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公仆。这正如1944年习仲勋所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第四，坚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作风，解决了“坚持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关系是需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关系，能否处理好军民关系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1943年10月，毛泽东发出号召：“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由此发端。这是陕甘宁边区一个具有鲜明仪式感的历史创造。通过“双拥”活动，边区军民团结得到加强和巩固，“鱼水情深”成为延安时期军民空前团结的真实写照。由此，在边区甚至出现了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的感人场面。军民团结为人民军队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员物资补给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坚持“提高妇女素质”“好生保育儿童”。善待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是边区始终贯彻执行的基本政策。在边区，政府关注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通过解放和教育对其“增能”“赋能”，促进男女平等和儿童成长。妇女和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其弱势地位在战火频仍、生存至上的战争年代更加凸显。对于这两个群体的关心和关注，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优良道德水准，更反映出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采取实际措施提高妇女地位，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全面促进妇女解放；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模式对儿童实行教育，反映出关爱儿童的执政情怀。
第六，坚持“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这是具有消灭阶级差别和等级鸿沟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崭新风尚，摆正了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同甘共苦和患难与共。“只有清醒知道‘我是谁’，才会把群众当主人，摆正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知道‘我是谁’是搞清‘为了谁’‘依靠谁’的逻辑前提。”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内有国民党“围剿”、外有日寇进攻的双重压力下赢得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因为正确处理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了以俭克腐的历史经验，发扬了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精神，激发出党员干部的昂扬斗志，达到克服党内腐败现象的目的，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不断走向辉煌。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在群众中以身作则。“只见公仆不见官”，正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真实写照。
陕甘宁边区这片红色热土所创造的社会建设奇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给予边区人民及全国人民以当家作主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源泉。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做法，尤其是极端艰苦环境下产生的延安精神和经验，成为任何社会组织及个人迈向未来的通鉴。进入新时代，重温这段历史，对于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极有裨益。
基金资助：2022年陕西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22A035]； 2023年度陕西省重点智库研究项目“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探索与理念创新研究[2023ZD1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瑞仙，陕西科技大学教授（陕西 西安，710021）。
（审核：孔庆金 编辑：张文桥）
